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,城外的人想冲进去,对婚姻也罢,职业也罢,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。——钱钟书
我永远记得,2015年5月,方诚辞职后,推开家门,一把抱住我,异常兴奋的样子:
“老婆,我不干了!我自由了!你等着,不出5年,我一定让你们娘俩过上好日子!”
如今,5年的时光一晃而过。
我们的孩子都念了小学,我的眼角开始长出皱纹,我们双方的父母相继病倒。
而方诚,那个曾许下鸿鹄之志的男人,不仅没有让这个家过上梦想的那种好日子。
反而渐渐枯萎成了一个萎靡不振、蓬头垢面的废物。
以至于,连爱了他10年的我,都在忍无可忍中,提出离婚。
这个不可一世的前国家公务员,是如何沦落到今天人人嫌弃的地步的呢?
故事,要从他那场轰动一时的辞职开始谈起。
我和方诚是高中同学,但在大学毕业前,我们两个没有谈过恋爱。
我来自小城,父母都是普通工人。
和很多底层家庭一样,我的父母关系不睦,经常吵架,发起脾气来,恨不得把对方杀了,但吵过之后,俩人又像没事人一样,一起上班,一起睡觉。
所以,从小时候起,我就特别渴望从家中逃离。
而逃离的唯一办法,就是好好读书,考上大学,离开家乡。
整个高中,我都像一个把自己拧到极限的发条,每天都把头扎在书堆里,从未正眼看过班里任何一名男生。
所以,多年后,我和方诚谈起恋爱,他说班里的男生,当年都觉得我特别高冷时,我一脸茫然:
“怎么会?我只是没有时间而已。”
我如愿考上了重点大学,大学毕业后,在远离家乡的一座二线城市的国企,找到一份工作。
令我没有想到的是,高中同学方诚竟然也考到这座城市,当上了公务员。
这种奇妙的缘分,给我带来的,是此后10年,恐慌崩溃的人生。
再次遇见方诚时,觉得他和印象中那个干瘦羞涩的男生不一样了。
读书和历练,不仅让他的肩膀变得宽厚,而且让他的眼神变得自信。
他来自农村,家庭条件不好。我们走到一起后,我的父母不同意,理由是他家里穷。
我觉得,穷不是一个人的错,我们都还年轻,只要一起努力,终归可以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。
但后来,历经种种,我才明白:
穷,的确不是一个人的错。
但读过很多书,依然跳不出贫穷思维,才是穷孩子最该学习的功课。
我们裸婚,婚后两年,才要了宝宝。
那时,我们还住在租来的房子里。
我们都想给孩子创造一个好的条件,所以孩子一岁时,我们东拼西凑,付了首付,买了70多平方米的房子。
因为首付借了一些钱,我们又贷了不少房贷,看得出来,方诚的压力很大。
但我并不害怕:
我们俩的工作都非常稳定,收入算不上高,也属于中等,只要好好干,慢慢努力,会越来越好。
方诚不这么认为。
我不知道,他出身农家的正直,适应不了体制的中庸之道,还是他来自底层的苦涩,接受不了社会的丛林法则。
总而言之,不知从什么时候起,原本阳光自信的男人,变得脾气暴躁,戾气满身。
他经常在我面前抱怨,他们局里,谁谁谁,才上班两年,就开上了100多万的豪车,一个年轻女孩子,哪来这么多钱,这车肯定来路不正。
还有那个谁谁谁,不过是市里某个领导的侄子,局领导看见人家,都点头哈腰,而他上班七八年,也算局里老人了,领导看见他,不理不睬的。
因为太过较真,方诚来来回回换了三四个部门,结果还是干得不如意。
正因为他老是换部门,所以在2015年的那场副科竞聘中,也落了选:
他原来共过事的三四个中层,都和他有过节,他选票不占优势。
老是调换科室,在新科室仍算新人,而领导都信任那些长时间忠于自己的人。
竞聘副科落选后,方诚对工作失去了激情。
“这工作没法干了,体制的日子一天也不想待了。”他说。
我在国企上班,也是体制内。
我觉得,无根无基、出身底层的人,进入体制,少抱怨,少惹事,做好分内的事情,不加入任何小团体,通过自己的双手本本分分工作就好了。
我和方诚说这个想法时,他非常不屑一顾:“你已经被体制化了!一点骨气也没有!”
他动不动就把辞职挂在嘴上,我不满他的冲动:
就算要辞职,也要先找到退路再说。
先请一段时间的病假,或者一边上班,一边找个兼职,可行了,再辞职。
我的话,方诚听不进去:
“请病假,那不是骗人吗?
边上班边做兼职,这不是占国家的便宜?
同事知道了,怎么看我?”
当他扭着脖颈和我辩驳时,我在愤怒中,第一次明白,自己嫁的这个男人,是个矛盾体。
他极其纯粹,又极其贪婪;
极其脆弱,又极其固执;
极其希望得到重用,又极其讨厌官场规则;
极其想实现自我价值,又自始至终活在别人的评价里。
他这种无法自洽的分裂,导致了他后来悲惨的命运。
2015年5月,因为工作中一件极小的事情,方诚觉得科室主任故意给他穿小鞋,竟然跑到领导办公室拍了桌子,摔门而出,愤而辞职。
那天,他辞职后,回到家中,一屁股坐在沙发上,大声地说:
“老子辞职了!老子不干了!
老子再也不被那帮蠢货管了!
世界这么大,老子就不信没有容身之地!”
我一眼看穿了他过于夸张的言辞下,没有底气的灵魂,不好打消他的积极性。
晚上,孩子入睡后,我问他:
“你辞职了,准备干什么?”
他说:
“干什么都行,他可以到同学的公司帮忙,可以做微商,还可以写文章。”
我一听,心里凉了半截:
他说的同学的公司,是没注册的投资公司;
做微商要靠朋友圈推销,他拉不下脸面;
他是中文系毕业,但毕业这些年,我没见他写过几篇文章。
我小瞧了方诚。
因为,辞职的第二天,他就写了一篇轰动全城的爆文。
辞职的第二天,方诚在网上发了一篇文章。
陈述自己这些年,在体制内遭遇的种种委屈,遇见的各个坏人,直击行业不公,发在本地一个自媒体公号上,很快传遍了朋友圈。
这种帮体制内人诉说委屈,让体制外人看着解恨的文章,很容易引发共鸣,成为热点,但后患无穷:
谁愿意信任一转身就把老东家卖了的人?
谁又愿意雇佣辞职后就说领导坏话的人?
当方诚得意洋洋地把那篇文章,发给我看后,我真想扇他一个耳光。
别人只是借助他的辞职,博取流量罢了,他却还认为自己正在改变世界。
我让方诚赶紧删文,他不仅不听,反而马不停蹄地接受好几家自媒体的采访,在出名的幻觉里不可一世。
他把自己推向险路却不自知,甚至还产生这样就会有很多人看见他的故事,被他的正义和勇敢打动,向他抛来橄榄枝的念头。
事实证明,他不仅冲动,而且愚蠢。
方诚一时成为网红后,倒真有几家公司和他谈过,但最后都谈崩了。
不是人家觉得他不适合,就是他觉得人家没前途。
而起初承诺他,辞职就来上班的那个开投资公司的同学,没几天成了通缉犯——投资公司倒闭了,那家伙携款潜逃。
等叫好的人,看热闹的人,相继散去,原本在体制的光环下,觉得朋友很多的方诚,待喧嚣过去后,才发现自己孤独一人。
辞职半年后,他的工作还没有着落。
他嘴上说不慌不慌,要好好珍惜这得之不易的自由,但浑身散发的那种慵懒和颓废,让人看穿他的落魄和失意。
辞职大半年后,方诚酝酿了几个项目。
比如,到超市专柜卖学习机,自己开店卖饮酒机,和别人合伙开书店,但,最终都没有成行。
有的需要很多钱,我们折腾不起。
有的根本不现实,一看就是赔本生意。
最终,他看中了一个保健品项目,投了十来万,但店没有开多久,就赔钱关门大吉。
我对他说:
“创业不是容易的事儿,不如先去给别人打工;
或者先去开滴滴,这些工作没有什么成本,而且干一个月就有一个月的收入。”
他抹不开面子,觉得给别人打工掉价,而开滴滴,又怕遇到熟人丢人。
我一个人扛起家里的所有开销,推开门看见葛优躺的他,难免有牢骚和怨气。
但那时,我从没想过和他离婚。
我们是贫贱夫妻,一起过过苦日子,只要他能放下架子,端正心态,踏实下来,我们的生活还有救。
谁知道,这时候,他又被迷信洗脑。
因为辞职后,方诚诸事不顺,在一个朋友的鼓动下,他去见了一个所谓的大师。
大师三不说两不说,就开始推销自己的那套信仰。
这套无为而治、极其佛系的说辞,恰好暗合了方诚自暴自弃的心理,给他那风雨飘摇的可怜自尊,提供一个庇护场所。
他抛弃俗世中的一切责任,不顾一切地跟随大师,住在寺庙里追随信仰。
口口声声说着什么“善”和“道”,却把老婆孩子、父母孝道,搁置一边,不管不问。
我和他提家庭、养育、贷款、生计,他觉得我俗,觉得红尘中的一切,都毫无意义。
我从来不反对一个人有信仰。
但是,对于一个已经成家生子的男人,最基本的信仰,不该是把家人安顿好吗?
真正佛系,不该是逃避,而是拼尽全力后的风轻云淡。
面对方诚的走火入魔,我怒不可遏,最终向他提出离婚。
我对方诚说,每天睁开眼,我想的,都是房贷车贷,孩子教育,父母病患,我在重压之下,眼看就要窒息。
我需要一个肩膀,如果没有肩膀,反而有很多委屈,那不如我自己扛。
我提出离婚一个星期后,方诚在他父母的劝说下,从寺庙里回来,说会好好过日子。
说实话,我有100个狠心要和他离婚,但第101个念头,还是觉得这个是我孩子父亲的男人,本质不坏。
他辞职这几年,虽然没有挣到钱,但一直在接送孩子,也替我分担不少家务。
我念他的好,也抱着一丝幻想,希望他能改变。
我说,回来可以,但从明天开始,必须去找工作。
恰好那个时候,我有个开酒楼的朋友,大堂经理辞职了,想找个自己人帮忙。
我让方诚去,一开始,方诚扭扭捏捏,觉得自己一个一本大学的本科生,去酒店迎来送往,有点掉价。
我二话不说,把这些年家里的账单甩给他:
他辞职4年多,孩子教育投入8万多,房贷车贷20多万,全是我一个人在还。
“过日子,是需要钱的。
我们都30多岁的人了,是时候看清生活的真相了,不能再像个蜗牛一样,躲在面子的壳里装神仙。”
我说。
最后,方诚还是去上班了。
酒店管理,对于他是崭新的行业。好在,他外表好,口才也好,很快就进入了角色。
第一个月,他发了工资,5600元,兴高采烈地回来,给孩子买了个蛋糕,剩下的全部交给我。
那个周末,我在陪孩子写作业,他在做饭,我听见他在厨房里哼着小曲。我好久好久没见他这么开心过了。
原来,人,只有行动起来,才有生机。
非常不幸的是,方诚上班的第四个月,也就是2020年1月,疫情大爆发。
本来,他还对我说,趁着年关,订团圆酒席的人多,奖金可能会涨不少。
但一场疫情,给全国摁下暂停键,酒店关门歇业,不要说盈利,活下来都成难题。
所幸的是,我那个开酒楼的朋友,是个敢拼敢干的人。
2月初开始,他决定险中求生存。
为让手下的40多号员工有个活路,他把在同一座城的凉菜、熟食师傅请来,放下酒楼原来高大上的路子。
专门做卖相精致、方便运送的熟食和小菜,通过网络订餐平台,薄利多销,专供外卖。
正值疫情,大家都在家里做饭吃,很多年轻人发现他家的外卖后,非常兴奋,赶紧下单。
他们四个人,两个师傅做菜,老板朋友和方诚专送外卖,全副武装,戴好口罩,做好消毒,也受到不少刁难,但依旧开启了疫情期间的求生之路。
由于他们酒楼原来口碑就不错,这次疫情期间推出的菜品,廉价实惠,好吃不贵,还免费送上门,一下子在平台上火了起来。
过去的40多天里,方诚每天5点多起床,深夜12点才回来。
他和老板朋友,开着车送外卖,坚持到一个多月,竟然卖出了近百万的外卖,保住了40多号员工的基本工资,还平稳渡过了最难时期。
这件事,对方诚触动很大。
颓废太久的他,不仅通过劳动,在疫情期间挣得了不菲的工资,而且凭借突围,保住了40多名同事的饭碗。
他在极大的成就感和满足感中,变得稳重有力,成熟自信。
如今,国内疫情稳定住了,酒楼也开张了。
从这场疫情里活过来的方诚,和老板朋友商量,以特色食品,拓展酒楼这块儿的网上订餐业务,方诚单独拉5个人,负责此事。
昨天,方诚去上班时,我问他:
“现在各行各业都不景气,你怕吗?”
他理了理领带说:
“怕啥,最难的时候,咱都能挣住钱,更何况是现在。”
我忍不住又问他:
“那,你原来的同事和伙计,要是碰见你,你觉得丢不丢人?”
他打趣道:
“嗐,啥丢不丢人,只要能给你们娘俩挣钱,把日子过好,我不要脸了。”
我双眼一热,趁他弯腰穿鞋时,亲了他一下。
5年了。
这个男人活过来了。
他出身农村,考上大学,进入体制,梦想仕途,渴望有一番作为。
但他骨子里,宁折不弯的倔强执拗,和不切实际的好高骛远,最终让他在热血和冷水之间,无法自处。
他冲动辞职,心怀抱负,四处碰壁,自暴自弃。
在钢筋水泥的城市里,再次退到贫困童年的狭隘,也在自我怀疑和懒惰戾气中,沦为自己也看不起自己的穷小子。
在最绝望的时候,我一度想要离开他。
但是,他穷孩子不认命、能吃苦、总善良的本性,最终还是让他在压力和责任中,选择了重生。
他终于把从父辈和偏见那里,继承而来的“看重身份和面子而不顾实相和里子”的恶习丢掉,结结实实地回到路上,承担起丈夫和父亲的责任。
也就是从那刻起,他才真正成年,找到了属于我们这类人的信仰:
没有生在罗马的孩子,要学会赶路。
没有伞的孩子,要拼命地跑。
没有权势的男人,要活出自己的滚烫。
而一个普通人,最可贵的地方,就是用勤劳和朴素结出的食粮,把家人安放。
谨以此文,献给那些曾经迷茫终将清醒的人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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